他曾梦想“骑一匹白马漫游在祁连山深山幽谷中”为祖国探矿，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即便在研究时摔断肋骨、甚至数次遇险，也始终不曾停下跋涉的脚步。

　　他曾先后培养出包括秦大河、姚檀栋、陈发虎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百余名高层次地学人才。从63年前来到兰州大学后，他便从此和冰川以及中国西部的高山、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西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找到并成就了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兰州大学86岁高龄的李吉均教授。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虽然已经记不清歌词，但这首50年代的老歌《勘探队员之歌》却常常会浮现在老先生的脑海中。

　　正如歌中唱的那样，青年时期的李吉均就点燃了“火焰般的热情”。他在心中认定，矿产是工业的粮食，炼钢需要煤炭，都说祁连山是中国的乌拉尔，那就去祁连山给祖国探矿。但因为身体比较单薄，李吉均大学最终“改学地理”。

　　1956年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被推荐到兰州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师从留德著名地理学家王德基。这个分配出乎李吉均在南京大学师生们的意料。有人劝他不要来，怕他来了10年都回不去。他没有挑剔，来到了西北，离他“骑白马”的梦想更进一步，他“根据自己的条件，好好安排自己的选择”。因为他相信，行行出状元。

　　1958年，李吉均见到了祁连山，但不是来探矿，而是研究冰雪资源。他真的骑上了马背，“是白马，不过是一匹年迈的老马，否则性子刚烈驾驭不住”。冰川考察也并非处处“诗意”。当时条件差，他和队友们穿着厚重笨拙的老式棉袄，租用老乡的牦牛或骆驼，既能驮运行李，也是代步工具；顶着冰川道路上的刺骨寒风，他们艰难穿行，足迹踏及祁连山各地冰川、雪山。

　　1959年第二次进祁连山，因为没有地图，还闹粮食危机。走出祁连山时，队伍只剩下一顿饭的口粮了。尽管已时隔半个多世纪，但李吉均对那次横穿祁连山的经历依然引以为豪，“硬是凭借罗盘和山脉走向走出来了，这是比较惊险的事！”

　　1979年，第6期的《中国科学》杂志上，刊发了一篇题为“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的论文。这篇论文完全颠覆了当时国际上主流的关于青藏高原形成的观点，系统全面地提出高原在晚新生代经历两次夷平、三次隆升的观点，一发表就在当时的地学界引发了强烈反响，开辟了青藏高原研究的新阶段。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就是李吉均。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地学界展开了一场为期数年的关于中国东部庐山等中低山地有无第四纪古冰川的大争论。为了搞清问题，李吉均三上庐山，实地考察。李吉均凭着一股执著的劲儿参与了关于中国东部古冰川的大争论。他充分利用与庐山同纬度的横断山区的海洋性冰川的研究成果，自成一家之言，得到了地理学界的广泛认可。此后，李吉均与施雅风、崔之久一道编写出版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专著。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困惑中国地学界半个世纪的古冰川之争大体被澄清。

　　除了自身对科考的不断钻研之外，李吉均的精神还感染了他的弟子们。秦大河在传记中回忆：“李老师在教育上讲究因人施教。考虑到我今后从事的专业需要，在冰川气候变迁方面教会了我许多研究方法。这些知识，在我的科学考察工作中，特别是我在南极站当越冬站长的时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李吉均院士的科学精神，秦大河也深感敬佩，“治学严谨，态度认真，对事业一丝不苟。他搞研究或写学术报告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工作台前，好像与世隔绝了一般，甚至连吃饭都认为是多余的事。”

　　“人才第一，培养顶尖人才、世界级人才！”2013年11月1日，在接受采访时，李吉均欣然写下了上述寄语。这是对“兰大为何状元多”更高的期许，也是他自己念兹在兹、行兹在兹的心声吐露。为了鼓励青年学生的科学研究，2006年，李吉均和时任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的王乃昂还把教学成果奖金全部捐出来，设立了“求真”奖学金。

　　2015年12月，李吉均的学生陈发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四院士”的说法不胫而走。在此之前，他和他的学生秦大河、姚檀栋先后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他们自己很努力，我只是发现了他们，并把他们引进了正道。俗话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当谈到自己培养出3名院士学生的感受时，李吉均谦虚地说。

　　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李吉均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持久地追求理想，持久地追求科学真理”。而这种精神不仅实现了他个人的事业理想，更是影响着一个学校、一门学科乃至众多揣着学术梦想的学子们。（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