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那时的一张报纸想起今天的这次报道

　　坐到那里聊天时，他是一个气质出众的人，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起身、架起双拐、上车、起步，他似乎是个腿脚不灵便的好司机。这是2005年1月我们走在长征路上，在哈达铺采访时的一个情景。

　　主人公的名字叫韩尔明，是当时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的馆长。1978年建馆以来，韩尔明一直在哈达铺纪念馆工作，彼时已是满头华发。

　　首个走完长征路线的记者——原《经济日报》副总编罗开富曾对韩尔明说，哈达铺是红军进入甘肃后最繁华的一条街。曾经如此，今天更是热闹。

　　时隔10年，我们再次来到哈达铺时，新的纪念馆正在试运营，就在我们瞻仰当天，纪念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对我们这次活动也作了报道，韩尔明馆长尽管已经退休，但在这里他的名字无人不知。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时，在老街的邮政代办所发现了一张《大公报》，这才知道陕北还有刘志丹他们创建的一块苏区，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也终于有了归宿地。我们用现今的方式和眼光，在这个老镇上来回奔波，把老镇的新故事搬上报纸和互联网，又会换得多少人的静心阅读，以及由今天的一张报纸而带来的惊喜和收获呢?

　　■“微”长征

　　致敬!

　　12年前，我们从腊子口赶往哈达铺，翻越海拔3100多米的铁尺梁用了两个多小时。今天，一条3735米的腊子口隧道让昔日的天堑变通途。欣喜之余，也为不能一睹“岷山千里雪”的雄姿略感遗憾。

　　和12年前相比，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3D视频让80年前的那段悲壮历史变得不再遥远。在一面烈士墙前，我们久久伫立，一个个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年轻烈士，只有姓名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今天，我们随时可以用手机、相机拍照晒朋友圈，而对无数先辈英烈来说，能够留下一张照片是多么的“奢侈”。

　　向英烈致敬!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

　　阳光洒满岷江两岸，采访组一行从宕昌出发不到1小时，就来到了地处岷山东麓丘陵川坝之中的哈达铺——“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决策地”、“红色加油站”、“红军陕甘支队整编地”、“《七律·长征》诗词诞生地”、“我党第一个民族政策的发布地”……

　　“腊子口一举敌人亡，导师指向陕北去，陕北有我们无数好兄弟，携起手来先抗日，回头推翻蒋介石，前进——前进——，齐心团结紧，誓把蒋匪消灭清……”

　　这首歌是81年前，红军在哈达铺休整期间，当时女兵宣传队唱的歌。81年之后一个普通的上午，93岁高龄的哈达铺老人周尚仁开口引吭，让我们见证了这历史的绝唱!中央红军来到哈达铺时，周尚仁12岁，有四个女兵住在他们家，天天带着他玩、教他唱歌。

　　绝唱——历史的回声

　　“我们搞宣传、整理党史研究资料，包括周尚仁在内从来没有人唱起过，没想到《兰州日报》的记者却从老人80年的记忆中‘抠’了出来，太令人兴奋了!”老人的歌声还在老屋里飘荡，坐在一旁的宕昌县委中心报道组组长刘国庆激动地说，不要说现在的人，就连好多父辈们都没听到过这首歌。

　　周尚仁，目前哈达铺见证红军、目睹红军、和红军一起生活过的唯一健在者。21日上午，穿过古朴的长征街采访组来到一个石板铺就的小巷内。一扇古老的大门低矮但很宽敞。低头走进大门来到仍旧古朴的主房，迎面碰上准备要出门的一位长须老人。“这位就是目前唯一健在的见过红军的周尚仁!”经随行的哈达铺镇上街村村委会主任介绍，采访组便上去扶住老人寒喧起来。

　　1935年9月，当红军来到哈达铺时，周尚仁只有12岁大。据周老回忆，红军来的第一天，村里的人有一半跑了，没跑的都是胆子大一点的，很好奇，就想看看红军究竟是“阿木样子”。

　　“我爷爷拉着我的手也挤在人群中，看到一群人有骑马的，有走的，也有被抬着的，队伍不是太整齐，穿的衣服破破烂烂，有的连补丁都没有，整个衣服半边开着。”据老人讲，当时红军穿的衣服像绿色的，但细看白中泛黄，各种颜色，太破旧了。有的扛枪，有的不扛枪，但大部分身上都斜挎一个串串布袋，每人腰里挂一个水壶。

　　“最让人惊奇的是队伍中还有不少女娃。”周尚仁回忆说，看到队伍里那些女娃后，村里婆娘们都很同情，在互相熟悉后都争着往自己家里拉。“我们家就住了4个女兵，她们每天都出去，晚上回来就逗我玩，给我教唱歌、教跳舞!”说到这时，周尚仁老人原本满脸的笑容突然凝固了，望着屋顶思考了半天，一时竟无语……“大爷，当年女战士给您教的歌还记得吗?”“哦，记得!”“您还能记得怎么唱吗?”“哦，记得!”

　　一时间，屋里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静等着老人。真能唱出来?毕竟他已经是93岁高龄的老人了。

　　“腊子口一举敌人亡，导师指向陕北去……”唱出来了，唱出来了!人们屏气聆听，不敢出丝毫声音，怕打断了老人这最美的歌声。

　　“叔叔，您老人家好!我爸爸就是当年来到哈达铺的红军呀!”老人美丽的歌声还没散去，一阵哭声从人群中传出。红军战士杨朝银的儿子杨明义、红军战士张海的女儿张雁滨终于忍不住哭着扑在了老人的怀里。为了不打扰“亲人”间八年后的诉说，采访组悄悄离开了，带着沉甸甸的心情满眼噙泪悄悄地离开了。

　　我的太爷爷打游击

　　哈达铺是“红色加油站”!这句话已是家喻户晓!1935年9月底，中央红军来到时，哈达铺群众杀猪、宰羊、送凉粉、送锅盔支援红军，解决了这支疲惫之师的生存问题。

　　如今80年过去了，也许还有很多人会产生质疑，当年的哈达铺小镇，怎么会一下子能让那么多的战士吃上饭呢?这是与当地的经济分不开的。据考证，哈达铺盛产当归，由于哈达铺当时隶属岷县，所以叫岷归。哈达铺出产的当归品质上乘，信誉好，吸引了陕西、山西、河北、四川、广州、上海等地的客商前来经商。这些商人在自己的家乡设总号，在哈达铺设立了28家分号，置地买房种当归，买卖兴隆，所以哈达铺当归的种植面积相当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群众生活很殷实。

　　中央红军过后，红二、四方面军又在哈达铺休整，为了扩大红军队伍，他们在哈达铺、理川、宕昌三区组织了地方武装——游击队，参加的队员约三千余人。哈达铺游击队由朱进禄任司令，游击队在红军的指导下，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进行军事训练，还积极参加打土豪、筹军粮、帮助红军站岗放哨、带路送信等活动。

　　“朱进禄是我太爷爷，他得过到过贺龙的奖品呢!”当提到当年纵横哈达铺的游击队司令朱进禄时，宕昌县疾控中心主任朱居生向采访组唠起了当年红军游击队的情况。据朱居生介绍，当年他太爷爷朱进禄是个“背娄货郎”，为人正直忠厚，经常给乡邻帮忙捎货，群众基础好，在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时被选为哈达铺红军游击队司令。“据我三爷朱明武讲，有一次太爷爷和贺龙下棋时赢了，贺龙就奖励了太爷爷一把盒子枪。当时太爷爷特别高兴，回家后不时地捅破窗户练瞄准。”朱居生说起这件事时，声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说那是他太爷爷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奖品。

　　“1936年10月初，红军陆续撤离宕昌。太爷爷带着哈达铺三千余名游击队员和直接参加红军的群众随部队北上。”朱居生说，当年太爷爷只有42岁，他带领的游击队被编为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四路军后，接到去武山开会的通知，到武山后遇到胡宗南、毛炳文部的上下夹击，于10月10日凌晨被鲁大昌部六团包围在金木路一个老爷庙里。后因叛徒告密被捕押往岷县当饲养员。“没想到太爷爷一去未返，竟被鲁大昌部队杀害，还将头颅挂在城门示众。”言谈中，朱居生已经哽咽。

　　关于铜勺故事的后来

　　“一个红军战士来抓药，身上没带钱，太爷爷说不要钱了，但他不肯走，最后把身上带的一个小铜勺留在了药铺。”如果今天你到了省博物馆，就会看到刚刚说的这个红军战士留下来的那把小铜勺。

　　讲这番话的人名字叫畅辉民，现在在宕昌县哈达铺长征街上开着一间不起眼的诊所。但别小看了这个诊所，这也算是他从太爷、爷爷和父亲手中接过的一份家业。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哈达铺时，他的太爷爷还给红军首长出过诊，也就发生了开头这一幕。

　　我们来到长征街上时，畅辉民正坐在他的坐诊椅上发呆。这是一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镇诊所，药品摆放略显杂乱，一进门，最显眼的他跟一名外国人的合影照片。“这是前两天来这里采访长征的一位德国军事专家。”畅辉民说。

　　“我父亲那时候只有14岁，但已经跟着太爷爷开始打理药铺了。那天快到晚上的时候，有钱的大户人家听说红军要来，都提前跑了，太爷爷七十多岁，一老一小跑也没法跑，就上了门板睡觉了。”

　　按照畅家传下来的讲述，早上起来一开门，爷孙俩发现满街都睡着红军，可见红军来的时候，带来的是严明的纪律，而不是喧闹和搅扰。就在第二天，一个红军战士来找畅辉民的太爷爷，说是一位红军首长病得较重，要请这位畅大夫上门去看一下，看完回来后畅大夫给开了药方抓了药，但这位红军战士身上没钱，就留下了一把小铜勺——如今已成为甘肃珍贵的红色文物。据当地考证，畅辉民爷爷上门问诊的这位红军首长就是周恩来。

　　就在离开诊所的时候，宕昌县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的老家与哈达铺相邻，早年间，畅辉民的爷爷、父亲威望很高、声名在外，“四邻八乡的老百姓只要一生病，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找哈达铺的畅(当地人念qiang)大夫!”

　　一双布鞋的“长征路”

　　哈达铺有一家布鞋厂刚刚挂上了“红色巧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牌照，这让鞋厂老板徐文林高兴得合不拢嘴，因为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鞋厂发展到今天着实不易。

　　披上哈达铺红色的印记，这家布鞋厂从起初的红军鞋、长征布鞋的叫法，发展到现在的注册品牌——拥君情红军鞋、哈达铺红军鞋，已是一家年销售一万多双的创业小企业。

　　我们刚在办公室坐下来，徐文林便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本来昨天就走在去武都的路上了，接到你们的电话又从半路返了回来。”我们和徐文林之间并不陌生，翻开之前我们写的《走在长征路上》这本书时，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徐文林在哈达铺红军街上买布鞋时的情景照。盯着这张照片看时，徐文林似有所思，十二年前一头乌发、满面笑容，如今当了爷爷的他苍老了不少，但也换回了“红军鞋”事业的长足发展和面对镜头时的从容感。

　　2005年1月，我们在哈达铺红军街上一个古朴的店铺里看到了徐文林，吸引我们目光的是这家鞋店门头“红军鞋”的字样，老布鞋、老做法，没有任何现代机器的痕迹，这就是他所坚守的“道”!当时并未深聊，今天我们上门拜访时，已不见了那个老旧鞋铺的踪迹，取而代之的是郊区一个大院子里的厂房。

　　从卖出第一双布鞋，到镇政府鼓励他办乡镇企业，布鞋事业一步一步走上了正轨，有了新的厂区和注册品牌、搭上了电商的快车，但唯一没变的还是他当时的坚守——纯手工制作，“限于规模和工艺，有些大的订单不敢接，因为做不出来;也有想加盟的，但为了保证质量，我还是回绝了。”

　　在哈达铺这样一个红色尽然的地方，徐文林所做的也许就是新时期对长征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哪怕是一种简单的坚守，也有我们可汲取的养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