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道313线沿达拉沟进入达拉乡高吉村(俄界)，沿途茂密的墨绿色原始森林与成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相映成趣，让人恍然觉得进入了一个久未开发的世外桃园!一路上，崎岖颠簸的山路似毫没有影响到对美丽风景的欣赏和对80年前红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回想”。在达拉乡的采访结束后，我们的脑海中涌现出了一个词语——质朴，人性朴素、生活无华、长征遗存基本保持得原汁原味。

　　■跨时空连线

　　难得的历史遗存

　　在藏语里，俄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这里依山傍水、坐北朝南，达拉河从村中穿过，富有诗意般美丽的藏族小山寨。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到达迭部县达拉乡俄界村，12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会议确定了党中央北上的方针，所以有胜利完成中国革命“指北针”的称号。

　　2006年我们走在长征路上的时候，在四川曾经碰到一个名叫李爱德的外国人，他牵着一头小马，这是他第二次走在长征路上。第一次，他和他的同伴马普安历时近一年徒步行走在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完成了一次“壮举”。在李爱德的回忆里，当他们走到迭部达拉乡一带的时候，留给他们最大的印象是“这里所有的活都是女人在干，甚至忙到没工夫搭理他们。”今天当我们抵达俄界的时候，也有一个同样的体会——俄界村冷草的爷爷家曾经是红军首长到俄界后的住所，我们在采访她时，达拉乡副乡长刘巴吾曾不止一次介绍，像冷草这样的家庭妇女很忙，家里有干不完的活，一年也不见得能进一趟县城。

　　尽管已经历经80年，迭部县达拉乡的长征遗存仍然十分丰富，尚有可挖掘的巨大空间。

　　■“微”长征

　　行走与读书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走在长征路上，这句话始终在耳边萦绕。

　　先辈的“长征”传承给我们丰富的精神财富，沿着这条道路，诸如我们后人般的“长征”通过再次的遍寻与挖掘，在弥补历史的同时，又为长征路赋予了更新的内容。

　　如今，我们能看到的资料已经十分丰富，但真正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在途中对照读书，对着书本中的记载来现场体验，成了我们这次的一大收获。

　　比如在没来达拉乡采访前，书中所记载的地名、故事、人物尽管熟读，但毕竟有一种虚幻感，而当我们踏上这片土地，从俄界到次哇到旺藏以及崔谷仓等地，这些沉浸的书本上的记载便一下鲜活了起来，这是一种完美的合体!

　　放牛老人听过的长征故事

　　“看，那排旧木屋会不会是当年红军长征的见证物?”在离俄界尚有一半路程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河对岸一片低矮破旧的小木屋，大家不约而同顺坡而下，跨过仅由四根圆木搭成的简易桥走了过去。当我们猫身进入木屋时，一阵音乐声传来，低矮的窗前一位古铜肤色的老人正在操务自己的午餐，土炕边的炉火正旺，窗台上一台小“电脑”上正播放着电视剧。

　　“老人家您好!你在这里生活了多长时间了?”

　　“我是次哇村的，在这里放牛呢，也有好几年了。”

　　“当年红军就是从这条沟里沿河下去的。我们村上还有一位老红军呢!”这位老人叫冷宝，是达拉乡次哇村人，对于长征的故事，他并不陌生。“我们村里还有一个老人，他就是红军的后代，当时留了下来，这一待就是一辈子。”听到这个线索，我们欣喜万分，决定去趟次哇村，看看这位当年只有8岁的红军后代。告别冷宝时，达拉乡副乡长刘巴吾已经赶来接我们，采访组继续前往高吉村的“俄界会议”旧址。

　　沿着崎岖的山路上行驶约半小时后，我们经过一个叫岗岭沟的岔路继续前行一段后，刘巴吾说，“这就是达拉乡政府所在地岗岭村。俄界毛泽东旧居还有3公里就到了。”中午1点，采访组终于抵达这个名贯中外的“世外桃园”——达拉乡高吉村，也就是俄界!在这个南北宽不到一公里的山谷里，独具特色的藏式木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两边山坡上，哗哗做响的达拉河从村子中间穿过。河的北侧是全村最“繁华”的居住区，新修的俄界纪念广场和游客接待中心成了村里最具现代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河的南侧是全村的“产粮区”，大片的油菜花和青稞镶嵌在森林边上，形成了独特的景象。“据老人们讲，当年中央红军刚到俄界的时候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就在那两棵大树下。”顺着刘巴吾的手我们看到，在达拉河对岸的河畔，两棵白杨树相距10多米，茂盛的枝叶形成了一个伞盖，树下平整的草坪就是一个天然的小广场。

采访俄界会议

　　冷草家住过的大首长

　　“俄界会议旧址在哪儿?”“就在半山坡上!”

　　沿着一个陡坡，采访组跟随刘巴吾来到这次采访的首个主阵地“俄界会议旧址”!这个构造独特的小院分两处，一处是毛泽东居住过的二层木楼，另一处是有暗道有密室且带有灶台的大厅堂。对于这里的陈设，刘巴吾在房屋主人没来之前担当起了解说员，概略地介绍了当时中央红军在俄界的基本情况。随后，在雕有“俄界会议五人团”雕塑的纪念广场，我们见到了“俄界会议旧址”院落主人的孙媳妇冷草。

　　通过刘巴吾的翻译，冷草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景：1936年9月11日，中央红军来到高吉村，当时冷草爷爷在村里是很有威望的族人，居住的房屋在全村位置是最高的，可全览村里上下口的情况，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就住在了阁楼上。“一位大胡子的领导(记者注：周恩来)是用担架抬来的，如今担架还在。”

红军后代阿塔讲述父亲的故事

　　8岁“小红军”阿塔

　　“当年红军经过俄界时，有8位红军战士留在了达拉乡，如今80年了，只有一位红军的后人还健在，就是次哇村的阿塔!”刘巴吾介绍说，根据村民们的反映，阿塔从8岁留在次哇村到现在，一生经历坎坷。

　　次哇村是达拉乡的另外一个村。从达拉沟入口开始到岗岭沟，分布在三沟两岔的次哇村、岗岭村、高吉村(俄界)都属于达拉乡。“当年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后，每条沟都有红军的足迹。”在次哇村，村支部书记江巴介绍说，目前健在的阿塔是红四方面军一位指挥员的儿子。在了解到我们要采访阿塔的意图时，这位藏族汉子爽快的带我们前往阿塔家。

　　来到阿塔家尚未进门，记者就注意到，在大门左上侧，连在一起的两个牌子已经将阿塔家的基本情况“告诉”了大家：“五·一二地震维修加固户”、“迭部县‘一二三’扶贫开发扶持户”。进入院内，新修的主房很是气派，松木的装修墙板、柏木的家具……整个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阿塔在孙子的搀扶下来到主屋，给我们讲起了他记忆中仅存的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

　　阿塔8岁那年，跟随父亲从四川翻山越岭来到甘肃，在红军桥，部队与村民们道别时，一位腰挎手枪的红军指战员看到部队已经走远，自己又带着8岁的儿子恐怕追不上部队，就想把孩子留养在次哇村，正好当时次哇村村民阿保身边没有儿女，就想收养这个孩子。最终，父亲跟随大部队走了，这个只有8岁大的孩子就这样懵懂地留在了养父身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政府组织寻找失落的红军，全乡6个有5个都找到了自己的家，就阿塔没有!”村支书江巴说，如今阿塔成了全村硕果仅存的“80后”(超过80岁)。

　　我们想更多地挖掘一些阿塔的回忆，希望能提供给他一定的帮助，而事实上，对于一个当时只有8岁的孩子来说，在经历了80年风雨后，他的记忆还能有什么呢?